宅基地确权就是个坑：法律实践中的困境与反思

近年来，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，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进。这项政策本意在于明晰产权、保障农民权益、促进土地资源有效利用，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，却衍生出诸多复杂问题，致使不少农民感叹“宅基地确权就是个坑”。这一民间说法虽显情绪化，却折射出法律理想与实践操作之间的巨大落差。

从法律层面审视，宅基地确权涉及《土地管理法》、《物权法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，其程序理论上应严谨清晰。但现实操作中，首先面临的是历史遗留问题的纠葛。许多农村宅基地历经数代，权属凭证不全或早已遗失，相邻边界往往依靠口头约定或世代习惯。确权要求提供合法、连续的证明文件，这对许多农户而言构成第一道难关。行政部门依据现有档案进行认定时，常与村民的实际认知产生冲突，导致“确权”反而催生新的权属争议。

确权过程暴露了法律规范与乡土情理之间的张力。法律讲究形式证据和书面文书，而农村社会长期依赖熟人信用和传统习俗。当测量图纸上的精确界线与历史上模糊的“老界”不符时，当新建房屋因超出规划面积而无法被完全确权时，法律的形式刚性往往碾压了村民基于长期占有形成的稳定预期。这种“合法”却不合情的判定，使得部分农民感到自身权益在确权中受损，而非得到保障。

再者，确权与后续权益的衔接存在不确定性。确权证书虽被宣称为产权保障，但宅基地流转、抵押、继承等配套制度仍不完善，或在各地执行尺度不一。农民担心，确权可能为未来可能的征地、整治铺平道路，而自身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享机制却模糊不清。这种对政策长远意图的疑虑，加剧了“确权是个坑”的观感——即农民付出了配合成本，承担了过程风险，却未必能兑现相应的财产性收益。

基层执行中的技术性与公正性隐患也不容忽视。测量评估的准确性、信息公示的透明度、纠纷调解机制的效能，任何环节的疏失都可能直接损害农民利益。少数案例中，甚至出现权力寻租或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，进一步侵蚀政策公信力。

“宅基地确权就是个坑”的抱怨，实质是农民对政策执行偏差、权益保障不足和未来不确定性的集体焦虑。要走出这一困境，法律实践必须更具温度和弹性。一方面，应尊重历史、正视现实，在证据采信和边界认定上引入更多实地调查和村民协商，而非机械套用条文。另一方面，必须加快顶层设计，明确确权后宅基地的完整权能，让农民吃下“定心丸”。同时，强化过程监督与权利救济渠道，确保确权工作真正成为赋能于农、造福于农的法治工程。

宅基地是农民重要的安居保障与财产依托。确权工作唯有真正立足农民福祉，弥合法律文本与乡土社会的鸿沟，方能避免沦为形式主义的“坑”，而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石。